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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中心是国家传播研究领域的高端智库,成立于2017年10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常务副校长王利明等共同揭牌。研究中心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李沁教授担任主任。
日前,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十一辑)》出版。本辑《评论》以“算法城市”为主题,力图以前沿的城市发展中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田野为“研究提供新的经验与思想养料,进而给数字时代的传播学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打开一个不同的思路”。
在传播学史主流叙事中,默顿往往作为拉扎斯菲尔德的合作者被提及。但这一叙事遮蔽了默顿20世纪40年代对传播研究的知识贡献。以后来之见,默顿完全可以被视为美国传播学阐释主义范式的一个重要先驱。默顿对宣传、传播议题的关照远远超出了效果研究的视野,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美国传播学,也影响和启发了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乃至其他领域的研究。但默顿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游移,使其成为一个介于效果研究与批判理论之间的灰色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强劲动力,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中国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大国。丰富多彩的非遗瑰宝不仅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也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近年来,国际会展作为衔接中华文明传承者和接收者的传播媒介,在非遗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当国际会展与数字化技术有机融合时,原本在岁月深处闪耀的非遗故事瞬间转化为“有形化”“可体验”“可参与”的活态艺术,让国际受众在新的文化体验...
认知战这一概念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中迅速成为全球学术界、新闻界、政治界的热门词语。有观点认为,未来战争将从五个作战领域即陆地、海洋、空中、太空和网络,延伸至认知领域。但认知战的界定尚未取得共识,且常与宣传战、心理战、舆论战、信息战、网络战相混淆。
本书从风险传播的现实困境出发,以风险传播中的受众分层为研究对象,从空间距离、知识区隔、心理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受众与风险传播的位置距离关系,并据此分析受众对风险传播的信息期待,力争解决风险传播场域中的沟通乏力、传播失效等问题,以切实提高风险传播的效率,并期冀为政府的风险传播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学界一般认为,施拉姆访华是中国传播学科发展的重要节点。作为西方“舶来”学科,中国传播学从一开始就难以脱离西方理论的影响,在较多问题上形成了“西方理论+中国经验”式的研究路径。反思传播学的发展历程,打破“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进而探寻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路径与方向,对于构建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传播学学科发展应当聚焦人文主义传统,通过对话中国历史文化提炼“本土化”的传播理论;应...
智能传播对个人信息环境、平台及社会信息环境的构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包括信息环境的封闭、失衡、失序等问题,这些问题体现了多元主体之间的价值观与利益冲突,相关的伦理研究需要在具体情境或互动网络中厘清不同主体扮演的伦理角色。智能传播带来了人机协同、人机交流等新的人机关系,这些关系也包含着新的伦理问题,既涉及人的伦理,也涉及机器伦理,虽然机器伦理的构建最终要以人为本,但也需要用对称的思维...
大众情绪传播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框架效应”,即人们会基于社会公共价值、集体记忆、固化的情绪反应在公共事件中形成优先唤起的趋同性的集体情绪表达和道德评判。与个体情绪的产生机制不同,大众情绪不是简单的个体情绪的叠加,而是通过大众情绪传播框架的筛选,将典型的媒介中呈现的个体情绪汇流后,使其具备群体情绪体验代表性和价值判断代表性后形成的。大众情绪传播框架使大众情绪传播具有趋同性,当正面情绪被唤起和传播时,...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简称新闻所)的前身是1983年5月成立的情报研究所,当时下设情报研究室和图书馆。图书馆改由院直管后,情报研究所更名为新闻信息研究所。2010年,再次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历任负责人为李锡馄、唐锡强、朱强娣、常松,现任所长是方金友。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大变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一种日臻成熟的科学理论,符合中西方学者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经历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理念再生产范式”的转换。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已进入多元主体参与范式...
互联网虽具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属性,但其本质属性是传播主体极端多元的群体聚集性传播,本书称之为互联网群聚传播[1](the Internet-based assembly communication),即指极端多元的网络主体因事自发聚集在互联网空间中展开的传播活动,是原本非常态的社会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在互联网传播中的常态化,换言之,是大众传播时代的离...
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中国对外话语面临自主-适应、标准-情景、应对-主动之间的矛盾,致使知识未能在系统有效的框架范式中形成积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可以结合话语交际的基本功能,回归国家话语交往的具体情景,形成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解释框架。首先,以消解西方话语霸权为目的进行概念生产,形成对外话语的元概念;其次,建构以当代中国为意义中枢的故事范本,开展对话性的语篇联结;最后,区分政治、民间和公共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话语之一。和平发展是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实践探索创新而来,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强调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安全、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辩证关系。做好和平发展话语的构建与传播可以从其理念基础、话语内涵及相关实践入手,以更好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使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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